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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赏析三
赏析三
作者:佚名
文章开头,作者一连列举了六位古代圣贤在困难忧患中崛起的事例,来证明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拂乱其所为,所以动心忍性,曾益其所不能”这一著名论断。这个推理过程属于逻辑学上的归纳推理,即由前面六个特殊的事例,归纳出后面带普通意义的结论;又通过后面的结论,说明了前面六个人物所以成功的原因:艰苦的环境,一方面给人们以困苦、饥饿、贫困、疲乏、忧虑,每每就不如人意,但另一方面,也正是这些困难,坚定、振奋人们的意志,使人们在不断克服困难,求得生存的过程中增加了聪明才干。然而道理在此还没有说完,上面只谈到,在人与客观环境这一对矛盾中,客观环境对人的触动,反过来,针对人的主观世界对此又是怎样做出反应,孟子接着指出:“人恒过,然后能改;困于心,衡于虑,而后作;征于色,发于声,而后喻。”客观环境的困难和自身判断的失误,造成人在改造客观的过程中的错误,而他也就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教训,从而达到“能改”的境界——这个“能”,从语义上讲,不仅体现了人的愿望、决心,也体现了人的能力。他因为自身所遭遇的困难而忧虑、痛苦、困惑,造成内心的压抑,而他也就在不断冲破这些心理压抑的尝试中,活跃了自己的思维,激发了自己的创造力。更重要的一点,人是有感情的,又是社会性的,他有痛苦,有忧虑,想发愤,想创造,必然表现在形色上,吐发在言辞中,期望得到理解与同情、启发与帮助。人就在这一切与忧患的斗争中,一方面求得了物质的生存可能,另一方面更求得了精神的生存,表现了他的活力、意志、情感、创造能力,一句话,表现了他“生”的价值。这,就是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的全部含义。
刘熙载在《艺概·文概》里指出:“昌黎(韩愈)以‘是’、‘异’二字论文,然二者仍须合一。若不‘异’之‘是’,则庸而已;若不‘是’之‘异’,则妄而已。”这种主张,实在起于孟子的影响。孟子在提出“生于忧患”这一“是”命题的同时,也提出了它的“异”命题: “死于安乐”。“入则无法家拂士,出则无敌国外患”。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,时时注意修明法度;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,处处提醒国君克己慎终。在外又没有敌国的抗衡、外寇的侵扰。如此安适的环境,首先带来的必然是精神的怠惰和意志的消沉。这是精神上的死亡。紧接着必然是物质上的死亡——“国恒亡”。
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,一反一正,一是一异,相辅相成地说明了同一人生哲理的两面。既不使人因正面说教而感沉闷,又不为邀人眷顾而故发惊人之谈;既娓娓动听,又给人警策;既不庸,又不妄。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: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,在孟子也许只是为了给人以政治道德上的启迪。但作为一条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,其影响绝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道德上。特别是“困于心,衡于虑,而后作;征于色,发于声,而后喻”两句,直接导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造的一条极重要的美学原则的形成,这就是“发愤抒情”这一美学创作原则。这亦是千百年来,孟子此篇所以脍炙人口的原因。
在修辞上,此文也很有特色。《孟子》善用排比句,往往采用一连串结构相同的句式,对于同一论题,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,有如千流万壑,一时俱下,形成滔滔万里不可阻挡的气势。孟子文之称雄辩,这类句式的采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《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》,配合归纳的推理方式,便采用了这种句式,一起首连举六位圣贤的成功事迹,从数量上给人以深刻印象,使人觉得“生于忧患”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;接着又极力铺排艰难环境给人们带来的磨难,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;然后再历述圣贤面对艰难忧患的正确态度与处理方法,最终得出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的结论,很有说服力。一般说来,铺陈排比的写法,固可造成宏大气势;若处理不当,也可致繁复拖沓之虞。其后的汉大赋,由于片面强调了这一特点,往往使人难以卒读。而孟子的这篇文章,虽通篇采用排比句式,却仍给人以行文简洁的印象。原因在于,孟子十分注意遣词用字,尽量扩充每一词语,尤其是动词的容量。以起首一段为例,共六句话,六个动词,包括一个“发”,五个“举”,既表现了人物由微贱趋向显达的运动过程,又暗示了人物身份:舜君子,是圣人,他的成功,固然因为尧的赏识,但主要靠的是他自身的才能与努力,故曰“发”;傅说等是臣,是贤人,他们的成功,固然因为自身的才能与努力,但主要靠的是明主的知遇,故曰“举”。
如同所有成就辉煌的文人学者一样,孟子的一生也是不甚得意的。此文写得如此出色,诚为“发愤抒情”的结果。
1、 何功兴 .《初中古诗文助学·八年级》 .北京 :语文出版社 ,2008 :35-37 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