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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舟赏析
赏析
作者:佚名
此到底为何人何事而作,历来争论颇多,迄今尚无定论。简略言之,汉代时不仅今古文有争议,而且今文三家也有不同意见。《鲁诗》主张此诗为“卫宣夫人”之作,后为刘向《列女传》之所本,《韩诗》亦同《鲁诗》说(见宋王应麟《诗考》)。《诗序》说:“《柏舟》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,仁人不遇,小人在侧。”这是以此诗为男子不遇于君而作,为古今文家言。今文三家,《齐诗》之说,与《诗序》同。
自东汉郑玄笺《毛诗》以后,学者多信从《毛诗》说,及至南宋,朱熹大反《诗序》,作《诗序辩说》,又作《诗集传》,力主《柏舟》为妇人之诗,形成汉、宋学之争论。元、明以降,朱熹《诗集传》列为科举功名,影响颇大,学者又多信朱说,但持怀疑态度的亦复不少,明何楷、清陈启源、姚际恒、方玉润等皆有驳议,争论不休。
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,今人之《诗经》选注本、译注本各有所本,或主男著,或主女作。高亨《诗经今注》、陈子展《诗经直解》均以为男子作,而袁梅《诗经译注》、程俊英《诗经译注》又皆以为女子作。
细究诗义,当以卫臣不遇于君之作为是,陈子展先生说得很准确:“今按《柏舟》,盖卫同姓之臣,仁人不遇之诗。诗义自明,《序》不为误。”此诗人的身份为男子 --- 而且是大臣,绝非平常男子(下文尚有论述),这从诗中“无酒”、“遨游”、“威仪”、“群小”、“奋飞”等词语即可看出。况且,主此诗为女子之作者的理由实不充分。刘向、朱熹之说均自相矛盾:刘向《列女传》虽以《柏舟》属之卫夫人,但是他在上封事,论群小倾陷正人时,两引此诗仍用《毛诗》义(《汉书·楚元王传·刘向传》,又在《说苑·立节》中引用此诗时,也用《毛诗》义,说“此士君子之所以越众也”‘朱熹先从刘向之“卫宣夫人”说,后又疑其为“庄姜”(《诗集传》),切在《孟子·尽心下》:“‘忧心悄悄,愠于群小’孔子也。”注曰:“《诗·邶风·柏舟》....本言卫之仁人见怒于群小。孟子以为孔之事可以当之。”是不能自圆其说的,也都是自语相违。
另外,需要说明的是,此诗既属《邶风》,为何却咏卫国之事?原来“邶”、“鄘”、“卫”连地,原为殷周之旧都,武王灭殷后,占领殷都朝歌一带地方,三分其地。邶在朝歌之北,鄘。卫都朝歌,为成王封康叔之地,“邶、鄘始封,及后何时并入于卫,诸家均未详。....惟邶、鄘既入卫,诗多卫风,而犹系其故国之名。”(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)所以邶诗咏卫事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另外,方玉润认为此诗可能即为邶诗,“安知非即邶诗乎?邶既为卫所并,其未亡也,国事必孱。......当此之时,必有贤人君子,......故作为是诗,以其一腔忠愤,不忍弃君,不能远祸之心。”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这首诗凡五章。第一章写作者夜不能寐,原因是怀有深忧,无法排遣。首二句,“泛彼柏舟,亦泛其流”,以自喻,虽以喻国,以舟自喻,喻忧心之沉重而飘忽,以“舟喻国,泛泛然于水中流,其势靡所底止,为此而有隐忧,乃见仁人用心所在”(《诗经原始》)。诗一开始就写出了抒情主人公沉郁的心情。接着点明夜不成眠的原因是由于痛苦忧伤一齐涌积心头,这里既有国家式微之痛,又有个人不遇于君、无法施展抱负之苦。“隐忧”是诗眼,贯穿全篇。末二句写出了作者的忧国之心和伤己之情,即使美酒、遨游也不能排除自己的痛苦忧伤。何楷《诗经世本古义》云:“饮酒遨游,岂是妇人之事?”以驳朱熹之说,自有相当理由。第二章表明自己不能容让的态度和兄弟不可靠。“我心匪鉴,不可以茹”二句,表白不能逆来顺受之意,辞意坚决、果断,以镜作喻,说明自己不可能像镜子那样不分善恶美丑,将一切都加以容纳而照进去。“亦有兄弟,不可以据。”写兄弟之不可依靠。《孔疏》云:“此责君而言兄弟者,此仁人与君同姓,故以兄弟之道责之;言兄弟这正谓君与己为兄弟也。”虽过于落实,但从后两句“薄言往恕,逢彼之怒”看来,却与《离骚》中“茎不察余之中情兮”两句的意思相近,说它是借喻君主,未必不符合原意。第三章“我心匪石,不可转也!我心匪席,不可卷也!”表明自己坚定不移的刚强意志。这四句以“石”、“席”为喻,表明自己意志的坚定,语句凝重,刚直不阿,哪里有丝毫的“卑顺柔弱”之处(况且即使“辞气卑顺柔弱”也并不能作为妇人之诗之证)。“威仪棣棣,不可选也”二句,更是正气凛然,不可侵犯。尤其是“威仪”一词,决不可能是妇人的语气,特别是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里。“威仪”从字面上讲,是庄严的仪容之意,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》记载北宫文子曾对卫侯论及“威仪”说:“有威而可畏谓之威,有仪而可象谓之仪。”并引“威仪棣棣,不可选也”为证,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?另外全章六句,每二句的下句均用“不可”一词,形成否定排比句,铿锵有力,气势极其雄健。第四章写茕独无助,捶胸自伤,原因是被群小侵侮,一再遭祸受辱。“群小”一次对说明作者的身份很有用处,陈启源在《毛诗稽古编》中说:“朱子至谓群小为众妾,尤无典据。呼妾为小,古人安得有此称谓乎?”那么,“群小”“指虐待她的兄弟等人”行不行呢?回答也是否定的,因为果然如此,她就不可能“薄言往怒”了!所以“群小”,只能释为“一群小人”,犹《离骚》中之“党人”一样。第五章写含垢忍辱,不能摆脱困境,奋起高飞,由
此感叹统治者昏聩。首二句:“日居月诸,胡迭而微”,以日月蚀喻指蛛蛛昏聩不明。姚际恒曰:“喻卫之君臣昏暗而不明之意。”(《诗经通论》)中二句“心之忧矣,如匪纺衣”,喻写忧心之深,难以摆脱。严桀云:“我心之忧,如不纺濯其衣,言处在乱君之朝,与小人同列,其忍垢含辱如此。”(《诗缉。)末二句“静言思之,不能奋飞。”,写无法摆脱困境之愤懑。“奋飞”一词语意双关,既感愤个人处境困顿,无法展翅高飞,不能施展抱负,又慨叹国家式微振兴无望。我们不能想象,在那礼制重重,连许穆夫人家国破灭归唁卫侯都横遭阻拦的春秋时代,一个贵族妇人(或普通妇女)能高唱“奋飞”,有“想突破生活的樊笼,争取自由幸福”的思想。黄元吉云:“妇人从一而终,岂可奋飞?”(〈传说汇篆〉)比之将古代妇女思想现代话的倾向,还是基本无误的,虽然它也脱离了时代实际。
这是一篇直诉胸臆,径陈感受,风格质朴的显示注意作品,“隐忧”为诗眼、主线,逐层深入地抒写爱国忧己之情,倾诉个人受群小倾陷,而主上不明,无法施展抱负的忧愤。首章便提出“忧”字,接着写不得“兄弟”的同情,深忧在胸,屋脊排遣;然后再写自己坚持节操,不随人转移;后边又写群小倾陷,而主上不明,只得捶胸自伤;最后抒发无法摆脱困境之愤懑,向最高统治者发出呼喊,从而将爱国感情表达得十分强烈。
此诗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善用比喻,而富于变化:首章“泛此彼舟,亦泛其流”,末章“日居月诸,胡迭而微”是隐喻,前者既喻国事飘摇不定,而不直所从,又喻己之忧心沉重而飘忽,后者喻主上为群小所谗蔽,忠奸不明。“心之忧矣,如匪纺衣”,为明喻,喻忧之缠身而难去。二章之“我心匪鉴”、三章之“我心匪石”,则均用反喻以表达自己坚定不移的节操。至于姚际恒在〈诗经通论〉中所说的“三‘匪’字前后错综则是指诗在句法上的表化,“我心匪席”连用排比句,而“我心匪鉴”句为单句。
另外,诗的语言亦复凝重而委婉,激亢而幽抑,侃侃申诉,娓娓动听在〈诗经〉中别具一格。